苏轼

苏轼（1037年1月8日－1101年8月24日），北宋文学家、政治家、艺术家、医学家。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，号东坡居士。嘉佑二年进士，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，礼部尚书。南宋理学方炽时，加赐谥号文忠，复追赠太师。有《东坡先生大全集》及《东坡乐府》词集传世，宋人王宗稷收其作品，编有《苏文忠公全集》。

其散文、诗、词、赋均有成就，且善书法和绘画，是文学艺术史上的通才，也是公认韵文散文造诣皆比较杰出的大家。苏轼的散文为（“韩柳欧苏”）唐宋四家之末，与唐代的古文运动发起者韩愈并称为“韩潮苏海”，也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；更与父亲苏洵、弟苏辙合称“三苏”，父子三人，同列唐宋八大家。苏轼之诗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，又与陆游并称“苏陆”；其词“以诗入词”，首开词坛“豪放”一派，振作了晚唐、五代以来绮靡的西昆体余风。后世与南宋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，惟苏轼故作豪放，其实清朗；其赋亦颇有名气，最知名者为贬谪期间借题发挥写的前后《赤壁赋》。因其文章名世，词作不过戏笔而已。宋代每逢科考常出现其文命题之考试，故当时学者曰：“苏文熟，吃羊肉、苏文生，吃菜羹”。艺术方面，书法名列“苏、黄、米、蔡”北宋四大书法家（“宋四家”）之首；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。

政治上，在王安石变法期间，虽赞同政治应该改革，但反对王安石任用的后任吕惠卿及一些“拗”的政策，招来新党爪牙李定横加陷害；后来又因反对“尽废新法”受到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斥退，终生当不了宰相。在新旧党争中两边不讨好导致仕途失意，被侍妾戏称为“一肚皮不合时宜”。元祐更化中，一度官至尚书；宋哲宗绍圣复述又加贬谪至儋州（海南岛）；徽宗即位，遇赦北归时病卒于常州。墓在河南郏县。

生平

家世

祖父苏序，表字仲先。祖母史氏。父苏洵，母程氏。苏洵曾自称是初唐大臣苏味道后裔。然而苏洵自己也承认苏味道的后人与自己的高祖之间世系不可考证，苏洵的高祖才是信史的上限。苏洵的寻根方法，在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。柳立言认为苏洵修撰族谱编写世系，将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宰相苏味道当做自己家族的始迁祖，是看中苏味道的知名度，苏洵编订族谱的目的是不问亲疏，团结族人，争取共享政治和社会资源，以虚构始祖来联宗。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。其父名之“轼”意为车前的扶手，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，不可或缺之意。苏轼年幼时父亲出游在外，母亲将其养大，并教他读书，曾令其以范滂为榜样。苏轼生性放达，好交友。和其父苏洵、其弟苏辙并称“三苏”。

仕途

嘉佑二年(1057年)，苏轼与弟弟苏辙一同进京参加会考，主试官是欧阳脩。苏轼以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青睐，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。欧阳修亦十分赞赏，原本欲拔擢为第一，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，为了避嫌，列为第二。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，而取为第一的是曾巩，正是阴错阳差，弄巧成拙。到了礼部复试时，苏轼再以《春秋对义》居曾巩之前，中乙科。

治平三年(1066年)，父苏洵过世，苏轼回蜀守丧，英宗怜之，同意以官船载运苏轼一家。

熙宁二年(1069年)，任祠部员外郎，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作为，王安石于是屡次在神宗前诋毁苏轼，司马光、范镇举荐苏轼作谏官，王安石力反之，皇帝想让苏轼写起居注，王安石向皇帝进言，说苏轼在回家守丧时，乘机贩运苏木（一种染料），最后皇帝放弃这个任命。三年，因为苏轼一直反对王安石，王安石门下的御史谢景温又诬陷苏轼贩卖私盐，范镇极辩苏轼贩盐之诬，并愿意退休负责。

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，苏轼担任当年度的科举主考官，苏轼本欲拟上官均为第一名（状元），因发现上官均的策论有诋毁王安石变法的情况，便改上官均为第二名。

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苏轼因不堪新党的迫害，求外职，皇帝本欲予以知州，但王安石只愿予之颍州通判，皇帝最后折中，让苏轼担任比较好的杭州通判，三年之后升为知州，连知密州、徐州、湖州。熙宁十年四月，赴任徐州，是年七月七日，黄河决口，水困徐州，苏轼参加救灾。

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四十三岁时，因乌台诗案入狱，几死，因为写文章向朝廷诀别，太皇太后曹氏、王安礼等人出面力挽，皇帝动心，苏轼终免一死，贬谪为“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”，为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阶段，而神宗亦爱其才，终得以保全，翌年被贬至黄州（今湖北省黄冈市），在黄州“深自闭塞，扁舟革履，放浪山水之间，与渔樵杂处”，与张怀民交游，也结交禅门人士，当时佛印担任庐山归宗寺住持，与苏轼时有往来。苏轼有〈戏答佛印偈〉曰：“百千灯作一灯光，尽是恒沙妙法王，是故东坡不敢借，借君四大作禅床。”元丰七年离开黄州。

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宋哲宗即位，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，回朝任礼部郎中、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，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拜龙图阁学士，曾出知杭州、颍州等，官至礼部尚书。

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被哲宗贬谪至惠州、儋州（海南岛）。

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，宋徽宗即位，向太后垂帘听政，下诏让苏轼北还，第二年夏天因冷饮过度，下痢不止，又误服黄芪，结果病情恶化，“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”，于常州孙氏馆病卒，终年六十五岁。南宋宋孝宗追赠谥号“文忠”。

苏轼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派别，也因此疲于应付新旧党争，遇事“如食内有蝇，吐之乃已”，苏轼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，也不同意旧党司马光尽废新法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，仕途坎坷，时常远贬外方，不过他在各地居官清正，为民兴利除弊，政绩颇善，口碑甚佳，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实证。

性格

好美食，创造许多饮食精品，好品茗，亦雅好游山林，黄庭坚称他“真神仙中人”。

风格

其文汪洋恣肆，明白畅达，曾自谓：“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，虽嬉笑怒骂之辞，皆可书而诵之。”其诗清新豪健，善用夸张比喻。其体浑涵光芒，雄视百代，有文章以来，盖亦鲜矣。一时文人如黄庭坚、晁补之、秦观、张耒、陈师道，举世未之识，轼待之如朋俦，未尝以师资自予也。黄州词，是苏词的奇观；黄州文，则是苏文的高峰；《赤壁赋》是其高峰之巅。黄庭坚曾批评苏轼说：“东坡文章妙天下，其短处在好骂，慎勿袭其轨也。”陈岩肖说：“坡为人慷慨疾恶，亦时见于诗，有古人规讽体。”陈师道说：“苏诗始学刘禹锡，故多怨刺，学不可不慎也。”

诗风

苏轼工诗，与黄庭坚合称“苏黄”。现存约二千七百多首，其诗内容广阔，风格多样，而以豪放为主。对后人影响最大的也是抒发人生感慨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，表现出宋诗重理趣，好议论的特征。〈饮湖上初晴后雨〉写西湖之美：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

元丰四年暮春三月，东坡写下〈黄州寒食诗帖〉。此帖为两首五言古风，诗句沉郁苍劲，低回长叹，极富感染力。其书法笔力沉劲，气势磅礴，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，后世誉为〈兰亭序〉、〈祭侄帖〉之后的“天下第三行书”。黄庭坚在此帖后题跋：“东坡此诗似李太白，犹恐太白有未到处。此书兼颜鲁公、杨少师、李西台笔意，试使东坡复为之，未必及此。它日东坡或见此书，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。”朱弁《曲洧旧闻》：“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，人莫能及，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；晚年过海，则鲁直亦瞠乎其后矣。”

白称诗仙，古体绝伦；杜诗律圣，拓宇七言；东坡晚出，各体皆能，无题不作，比配诗神。

词风

现存三百四十多首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、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、《定风波》传诵甚广。

苏轼扩大词的内容，抒情写景、说理怀古、感事等题材，无一不可入词。苏轼提高词的意境，扩大和开拓词境，提高格调，豪放词以外，也有清旷飘逸、空灵隽永、以至缠绵妩媚之作。

苏轼词风豪放（王国维曰“东坡之词旷”），将词“诗化”，笔力雄健，个性鲜明，展现出作者旷达、爽朗的个性，多豪情壮语，意气昂扬，感情奔放，想像丰富奇特。

体裁和音律上，苏轼不喜剪裁以就声律，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的生命。苏词作品往往有序，阐明词的内容，或作词的原委、时间、地点，事实分明。

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，曾问幕下士：“我词何如柳七（柳永）？”幕下士答曰：“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岁女郎，执红牙板，歌‘杨柳岸晓风残月’。学士词须关西大汉，铜琵琶、铁绰板，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

苏轼的词风被归类在“豪放派”，所以与周敦颐的“格律派”大相径庭。南宋时知名的词人辛弃疾也是豪放派的词人，后世将苏东坡与辛弃疾并称为“苏辛”。

赋风

前赤壁赋，后赤壁赋，洞庭春色赋，中山松醪赋。

书风

苏轼晚年用笔沉着，早期书法代表作为〈治平帖〉，笔触精到，字态妩媚。中年代表作为〈黄州寒食诗帖〉。此诗帖系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首。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，书法用笔、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，跌宕起伏，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，达到“心手相畅”的几近完美的境界。所以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〈兰亭序〉、颜真卿〈祭侄文稿〉之后的“天下第三行书”。晚年代表作有行书〈洞庭春色赋〉、〈中山松醪赋〉等，此二赋以古雅胜，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，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“结体短肥”的特点。其最晚的墨迹当是〈与谢民师论文帖〉（1100年）。

其代表作有〈黄州寒食诗帖〉、〈天际乌云帖〉、〈洞庭春色赋〉、〈中山松醪赋〉、〈春帖子词〉、〈爱酒诗〉、〈寒食诗〉、〈蜀中诗〉、〈人来得书帖〉、〈答谢民师论文帖〉、〈江上帖〉、〈李白仙诗帖〉、〈次韵秦太虚诗帖〉、〈渡海帖〉、〈祭黄几道文卷〉、〈梅花诗帖〉、〈前赤壁赋〉、〈东武帖〉、〈北游帖〉、〈新岁展庆帖〉、〈宝月帖〉、〈令子帖〉、〈致南圭使君帖〉、〈次辩才韵诗〉、〈一夜帖〉、〈宸奎阁碑〉、〈致若虚总管尺牍〉、〈怀素自序〉等。苏轼的书法，后人赞誉颇高。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，他在《山谷集》里说，“本朝善书者，自当推（苏）为第一”。

画风

能画竹，学文同，也喜作枯木怪石。存世画迹有〈枯木怪石图卷〉、〈潇湘竹石图〉。

著作

苏轼现存于世的文学著作共有2700多首诗，300多首词，以及大量散文作品。

• 〈刑赏忠厚之至论〉，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应试时所写，最早的成名文章。

• 《南行集》，嘉祐四年（1059年），与父亲和弟弟合编的中的40多首诗，最早的一批诗作。

• 《苏沈良方》，今传是沈括在《良方》的基础上，增益苏轼的医药杂说而成。

最早的词则写于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。

诗文有《东坡七集》《东坡集》《东坡词》等。

存世书迹有〈答谢民师论文帖〉、〈祭黄几道文〉、〈前赤壁赋〉、〈黄州寒食诗帖〉、〈题西林壁〉、〈饮湖上初晴后雨〉等。

画迹有〈枯木怪石图〉、〈潇湘竹石图〉等。

因南宋皇帝宋高宗、宋孝宗等对他其人其作的推崇，有宋一朝整理出版了《苏文忠公诗合注》《苏文忠公全集》等多部集作。《苏文忠公全集》又称《东坡全集》，传世的，至今所见，可分两大类。一类为分集编订，号称东坡七集本，亦标东坡全集，即东坡集四十卷，后集二十卷，奏议十五卷，内制集十卷，外制集三卷，和陶诗四卷，应诏集十卷，其出自苏轼原本原目，后人稍加增益，为之善本，风行海内；一类为分类合编，号称东坡大全集，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云：“分类合编者，疑即始于居世英本，宋时所谓大全集者类用此例，”又云：“宋时所刊大全集者，乃麻沙书坊所刻。”

家庭

祖父：

• 苏序

父亲：

• 苏洵，唐宋八大家之一，曾作〈名二子说〉说明替儿子命名的来由。

母亲：

• 程夫人，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，程濬之妹，十八岁时嫁时年十九岁的苏洵。婚后相夫教子、操持家务。苏轼一生思想深受母亲影响。

兄弟姐妹：
苏洵与程氏共生有三男三女，然长子景先与三名女儿皆卒于程氏去世之前。

• 苏景先，早卒
• 苏氏，苏轼长姊，早卒
• 苏氏，苏轼次姊，早卒
• 苏八娘（1035年—1052年），苏轼三姊，十六岁嫁舅父程濬之子程之才，两年后被夫家虐待至死。清朝袁枚《随园诗话》误作苏轼之妹。
• 苏辙，苏轼之弟，唐宋八大家之一。

传说苏轼有一妹苏小妹，成年后嫁秦少游，但亦有指是虚构人物，因较苏轼年长仅一年的苏八娘为苏家幼女，而苏轼之弟苏辙又指自己排行最幼且秦少游之妻为徐文美，秦氏的家谱《秦谱》亦没有记载秦少游娶苏氏女。

妻妾：

• 王弗，苏轼之妻，十六岁时与年方十九的苏轼成婚，婚后二人恩爱甜蜜。结婚十一年因病逝世，得年二十七。苏轼四十岁时曾作〈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〉悼念亡妻。
• 王闰之，苏轼之妻，王弗堂妹，王弗逝去三年后嫁给苏轼。苏轼五十八岁时逝世，享年四十六。
• 王朝云，苏轼之妾，原为歌妓。三十八岁时的苏轼赎十二岁的朝云，后收为侍妾。陪伴苏轼度过仕途不顺的岁月。后卒于绍圣三年，享年三十四。

子女：

• 苏迈，妻王弗所生。
• 苏迨，妻王闰之所生。
• 苏过，妻王闰之所生。
• 苏遁，妾朝云所生，未满周岁而卒。

此外，宦官梁师成为苏轼送予梁姓友人之婢妾所生，自称“苏轼出子”，也未遭到苏家的否认。翰林学士孙觌亦有指是苏轼送人之婢妾所生之子，亦可能是其私生子。

堂妹：

• 苏氏，苏涣四女，嫁柳仲远（字子文），封德化县君，袁枚《随园诗话》指苏轼有一妹嫁柳氏是把她误作苏轼亲妹。

苏门四学士

• 苏门四学士，由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四人合称。

• 苏门六学士，陈师道、李廌与苏门四学士合称。

评价

• 《宋史》：“苏轼自为童子时，士有传石介《庆历圣德诗》至蜀中者，轼历举诗中所言韩、富、杜、范诸贤以问其师。师怪而语之，则曰：“正欲识是诸人耳。”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。弱冠，父子兄弟至京师，一日而声名赫然，动于四方。既而登上第，擢词科，入掌书命，出典方州。器识之闳伟，议论之卓荦，文章之雄隽，政事之精明，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，而以迈往之气辅之。故意之所向，言足以达其有猷，行足以遂其有为。至于祸患之来，节义足以固其有守，皆志与气所为也。仁宗初读轼、辙制策，退而喜曰：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。”神宗尤爱其文，宫中读之，膳进忘食，称为天下奇才。二君皆有以知轼，而轼卒不得大用。一欧阳修先识之，其名遂与之齐，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，天下之至公也，相不相有命焉，呜呼！轼不得相，又岂非幸欤？或谓：“轼稍自韬戢，虽不获柄用，亦当免祸。”虽然，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，尚得为轼哉？”

• 宋仁宗：“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。”

• 刘安世说：“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，才意高广，惟己之是信。”

• 黄庭坚：“人谓东坡作此文，因难以见巧，故极工。余则以为不然。彼其老于文章，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。”、给苏轼的挽联说：“文章妙天下，忠义贯日月。”、“真神仙中人。”

• 苏辙说苏轼：“其于人，见善称之，如恐不及；见不善斥之，如恐不尽；见义勇于敢为，而不顾其害。用此数困于世，然终不以为恨。”[43]在苏轼行迹所到之处都被民众纪念，如黄冈、杭州、海南岛等地区，都有苏轼的祠庙。

• 晁无咎：“苏东坡词，人谓多不谐音律。然居士词横放杰出，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。”

• 王直方：“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、文潜，曰：‘何如少游？’二人皆对曰：‘少游诗似小词，先生小词似诗。’”

• 王灼：“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，溢而作词曲，高处出神入天，平处尚临镜笑春，不顾侪辈。或曰：‘长短句中诗也。’为此论者，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。诗与乐府同出，岂当分异？若从柳氏家法，正自不分异耳。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，偶尔作歌，指出向上一路，新天下耳目，弄笔者始知自振。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，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，虽可笑，亦毋用笑也。”

• 宋孝宗：“忠言谠论，立朝大节，一时廷臣无出其右。”

• 宋高宗追赠其为太师，谥为“文忠”。

• 陆游评苏：“世言东坡不能歌，故所作东府词多不协。晁以道谓：绍圣初，与东坡别于汴上，东坡酒酣，自歌〈古阳关〉。则公非不能歌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。试取东坡诸词歌之，曲终，觉天风海雨逼人。”、“公不以一身祸福，易其忧国之心，千载之下，生气凛然。”

• 陈洵：“东坡独崇气格，箴规柳、秦，词体之尊，自东坡始。”

• 徐度：“（柳永）词虽极工致，然多杂以鄙语，故流俗人尤喜道之。其后欧、苏诸公继出，文格一变，至为歌词，体制高雅。”

• 胡寅：“词曲者，古乐府之末造也。文章豪放之士，鲜不寄意于此者，随亦自扫其迹，曰谑浪游戏而已也。唐人为之最工者。柳耆卿后出，掩众制而尽其妙。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。及眉山苏氏，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摆脱绸缪宛转之度，使人登高望远，举首高歌，而逸怀浩气，超然乎尘垢之外，于是花间为皂隶，而柳氏为舆台矣。”

• 王若虚：“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。呜呼！风韵如东坡，而谓不及于情，可乎？彼高人逸士，正当如是。其溢为小词，而闲及于脂粉之间，所谓滑稽玩戏，聊复尔尔者也。若乃纤艳淫媟，入人骨髓，如田中行、柳耆卿辈，岂公之雅趣也哉？公雄文大手，乐府乃其游戏，顾岂于流俗争胜哉？盖其天资不凡，辞气迈往，故落笔皆绝尘耳。”

• 刘辰翁：“词至东坡，倾荡磊落，如诗，如文，如天地奇观。”

• 元好问：“唐歌词多宫体，又皆极力为之。自东坡一出，性情之外，不知有文字，真有“一洗万古凡马空”气象。虽时作宫体，亦岂可以宫体概之？人有言，乐府本不难作，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。此殆以工拙论，非知坡者。所以然者，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，时猝为外物感触，满心而发，肆口而成者尔。其初果欲被管弦。谐金石，经圣人手，以与六经并传乎？小夫贱妇且然，而谓东坡翰墨游戏，乃求与前人角胜负，误矣。自今观之，东坡圣处，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，不得不然之为工也。坡以来，山谷、晁无咎、陈去非、辛幼安诸公，俱以歌词取称，吟咏性情，留连光景，清壮顿挫，能起人妙思。亦有语意拙直，不自缘饰，因病成妍者，皆自坡发之。”

• 王士祯：“山谷云：“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。”读坡词，当作如是观，琐琐与柳七较锱铢，无乃为髯公所笑？”、“汉魏以来，二千余年间，以诗名其家者众矣。顾所号为仙才者，唯曹子建、李太白、苏子瞻三人而已。”

• 袁枚评苏诗：“有才而无情，多趣而少韵：由于天分高，学力浅也。有起而无结，多刚而少柔：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。”

• 周济：“人赏东坡粗豪，吾赏东坡韶秀。韶秀是东坡佳处，粗豪则病也。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，古文、书、画皆尔，词亦尔。”

• 刘熙载：“东坡词颇似老杜诗，以其无意不可入，无事不可言也。若其豪放之致，则时与太白为近。太白《忆秦娥》，声情悲壮。晚唐、五代，惟趋婉丽。至东坡始能复古。后世论词者，或转以东坡为变调，不知晚唐、五代乃变调也。东坡《定风波》云：‘尚余孤瘦雪霜姿。”《荷花媚》云：‘天然地，别是风流标格。’、‘雪霜姿’、‘风流标格’，学坡词者，便可从此领取。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，方外白玉蟾诸家，惜未诣此。”

• 曾国藩：“古人称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为三不朽。立德最难，自周汉以后，罕见德传者。立功如萧、曹、房、杜、郭、李、韩、岳，立言如马、班、韩、欧、李、杜、苏、黄，古今曾有几人？”

• 蔡嵩云：“东坡词，胸有万卷，笔无点尘。其阔大处，不在能作豪放语，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。若徒袭其外貌，何异东施效颦。东坡小令，清丽纡徐，雅人深致，另辟一境。设非胸襟高旷，焉能有此吐属。”

• 汤鹏：“是故燕惠王有乐毅而不能用，楚怀王有屈平而不能用，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，汉文有贾谊而不能用，唐德宗有陆贽而不能用，宋神宗有苏轼而不能用，此左右谮愬之罪也，此乾坤憾事也。”

• 王鹏运：“北宋人词，如潘逍遥之超逸，宋子京之华贵，欧阳文忠之骚雅，柳屯田之广博，晏小山之疏俊，秦太虚之婉约，张子野之流丽，黄文节之隽上，贺方回之醇肆，皆可模拟得其仿佛。唯苏文忠之清雄，夐乎轶尘绝世，令人无从步趋。盖霄壤相悬，宁止才华而已？其性情，其学问，其襟抱，举非恒流所能梦见。词家苏辛并称，其实辛犹人境也，苏其殆仙乎！”

• 沈曾植：“东坡以诗为词，如雷大使之舞，虽极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”此后山谈丛语也。然考蔡绦铁围山丛谈，称：‘上皇在位，时属升平。手艺之人有称者，棋则有刘仲甫、晋士明，琴则有僧梵如、僧全雅，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，舞有雷中庆，世皆呼之为雷大使，笛则孟水清。此数人者，视前代之技皆过之。’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，谓非本色，将外方乐乃为本色乎？”

• 夏敬观：“东坡词如春花散空，不着迹象，使柳枝歌之，正如天风海涛之曲，中多幽咽怨断之音，此其上乘也。若夫激昂排宕、不可一世之概，陈无己所谓：‘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虽极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’乃其第二乘也。后之学苏者，惟能知第二乘，未有能达上乘者，即稼轩亦然。东坡《永遇乐》词云：‘紞如三鼓，铿然一叶，黯黯梦云惊断。夜茫茫，重寻无处，觉来小园行遍。’此数语，可作东坡自道圣处。”

• 王国维：“以宋词比唐诗，则东坡似太白，欧、秦似摩诘，耆卿似乐天，方回、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。”

• 钱穆说：“苏东坡诗之伟大，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。他一生奔走潦倒，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。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，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，他的人格是伟大的，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、琼州的一段。那个时候诗都好，可是一安逸下来，就有些不行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。东坡诗之长处，在有豪情，有逸趣。其恬静不如王摩诘，其忠恳不如杜工部。”、“他们（苏氏兄弟）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采，所以他们对于世务，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、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。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，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。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，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。但他们的另一面，又爱好文章辞藻，所以他们持论，往往渲染过分，一说便说到尽量处。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。”

• 方东树《昭昧詹言》云：“东坡……自以真骨面目与天下相见，随意吐属，自然高妙。”

• 1930年代，当林语堂尚在海外飘零之时，身边却时时携带笨重的苏轼文集，后来写下文词优美、脍炙人口的《苏东坡传》。当他在《苏东坡传》中提到为其作传的理由时，说：“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，这样守正不阿，这样放任不羁，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，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，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。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，自然是一大乐事，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？”这正切中林语堂自己的赞叹：“苏东坡自有其迷人魔力。”、“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、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、一个百姓的朋友、一个大文豪、大书法家、创新的画家、造酒试验家、一个工程师、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、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、巨儒政治家、一个皇帝的秘书、酒仙、厚道的法官、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。一个月夜徘徊者、一个诗人、一个小丑。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……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、变化感和幽默感，智能优异，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——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。”

• 王水照认为苏轼文学作品的数量之巨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，质量之优则为北宋“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”。

轶闻

宋仁宗嘉佑二年，苏轼以一篇〈刑赏忠厚之至论〉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青睐，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。欧阳修亦十分赞赏，欲拔擢为第一，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，为了避嫌，列为第二。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。到了礼部复试时，苏轼再以〈春秋对义〉取为第一。

关于〈刑赏忠厚之至论〉中的内容：“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”，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，欧阳脩问苏轼出于何典。苏轼回答在《三国志·孔融传》中。欧阳脩翻查后仍找不到，苏轼答：“曹操灭袁绍，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。孔融云：‘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’。操惊，问出于何典，融答：‘以今度之，想当然耳’。”欧阳脩听毕恍然大悟。

宋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司马光去世，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，赶不及奠祭，仪式一完成，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，程颐却拦住大家，说孔子“是日哭则不歌”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，不该又吊丧家。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，反驳说，“哭则不歌”不代表“歌则不哭”。苏轼嘲笑程颐说：“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。”这是苏轼、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。

有一次国家忌日，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，程颐要求食素，苏轼责问说：“正叔（程颐表字），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？为什么要吃素食？”程颐说：“礼法：守丧不可饮酒吃肉；忌日，是丧事的延续。”苏轼唱反调：“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！”（用史记典故，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，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，要求大家支持他。）范淳夫等人吃素食，而秦观、黄庭坚等则吃肉。

苏轼很早接触佛教，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，在黄州时常与金山寺主持佛印禅师来往，一日苏轼做一首诗偈“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”呈给佛印。禅师即批“放屁”二字，嘱书童携回。东坡见后大怒，立即过江责问禅师，禅师大笑：“学士，学士，您不是‘八风吹不动’了吗，怎又一‘屁’就打过了江？”“八风吹不动”可见于《佛地经论》卷五，诗僧寒山诗歌亦有此句。

苏轼无论诗、词、文、赋、字、画，样样精到，常被认为乃是先人托化所致。广州西郊石门灵隐山上有宝陀院、妙高台，院住持得云和尚临终时，留信说三十年后他的忌日，当有贵人来访，可将遗书递上。到了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十月得云和尚三十周年忌日，苏轼正好游览来到宝陀院，觉得一切都很熟悉，阅毕住持遗书，有感而发题诗于妙高台壁上：

宝陀山上宝陀院，白发东坡喜再来。
前世得云今是我，依稀尤见妙高台。

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，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。苏轼知杭州时，元祐五年五、六月间，浙西大雨，太湖泛滥。苏轼指挥疏濬西湖，筑苏堤。杭州百姓感谢他。过年时，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。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，烧得红酥，然后分送给大家吃，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。《曲洧旧闻》又记：苏东坡与客论食次，取纸一幅以示客云：“烂蒸同州羊羔，灌以杏酪香梗，荐以蒸子鹅，吴兴庖人斫松江鲙；既饱，以庐山玉帘泉，烹曾坑斗品茶。少焉解衣仰卧，使人诵东坡先生〈赤壁前后赋〉，亦足以一笑也。”